中国商业文化的情色狂欢(转贴)
中国,与物欲横流的权贵私有化相适应的商业文化消费,也像富贵攀比的物质消
费一样,日趋享乐化、浅薄化、平庸化,其社会功能也越来越成为现政权维持独裁
秩序的帮闲工具。小品化调笑的精神按摩,发挥着麻痹灵魂和瘫痪记忆的功能;亲
民化宣传的强制灌输,强化着救主-臣民意识;现实中的包二奶、泡小姐、婚外恋、
一夜情等性混乱,与商业文化产品中所表现的情色狂欢相对应,变成纵欲主义的工
具。
于是,当年的政治革命狂热,一变而为今天的财富崇拜和性放荡;当年的最高
道德楷模毛泽东,在价值观的非毛化和毛遗产的商品化的过程中,神的光环也逐渐
褪去毛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及其名誉资源,不仅为左派们煽动民粹主义提供思想资源,
更为商人们提供发财致富的卖点。
一夜暴富的黄金梦中包含着夜夜风流的渴望,压抑已久的性欲一旦得到释放,
必然变成现实中普遍的“包二奶”和“泡小姐”,再包装成文化产品中的婚外恋矫
情和床上尖叫。看不完的肥皂剧和贺岁片,再也离不开“肉弹”的四处开花;文学
作品也进入“肉体写作”的时代,“美女作家”之后又有“美男作家”,白领们的
酒吧情色之后,又有妓女的卖淫自白,接下来又有完全纪实的“下半身日记”,紧
跟着是自称硕士的知识女性将自己的裸体照贴到网上。网络文学的热点之一就是“
情色文学”的兴盛。作品中的男女,也越来越赤裸地展示肉欲和性变态行为,甚至
到了没有羞涩表情而只有色欲饥渴和肉弹发射的地步。
一、肉体展示的渐近高潮
(一)八十年代冲破政治禁区的情色
在思想解放和启蒙激情的八十年代,商业文化对大陆的冲击主要来自港台,形
成对独裁文化的两个层次的反叛:一是对党文化垄断的反叛,促成了中国人背离官
方意识形态的斗争哲学,而开始转向人性人情的觉醒;一是对所谓文化精英主义的
反叛,打破了文化精英的话语霸权,文化市场和受众趣味开始出现分化。以港台歌
曲、金庸武侠和琼瑶言情为代表的通俗文化风靡大陆,不仅使官方说教越来越失去
市场,也使《人民文学》、《诗刊》、《收获》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影响力急遽衰
落,所谓的严肃文学的读者群迅速缩小。也就是说,通俗文化对“文化大一统”起
到了非常好的瓦解作用,使大陆的文化市场开始有了分化,促成了官方文化、精英
文化和商业(大众)文化的多元并存。在党文化强制推销的主旋律和精英们的说教
文化之外,民众在文化消费上有了选择新的文化产品的余地。
商业文化的反叛当然也涉及到爱情和性欲领域。在八十年代,情色的解放首先
来自港台的流行歌曲、手抄本小说和日本影片,其中,尤以邓丽君的情歌和日本电
影的影响最大。邓丽君特有的软绵绵气嗓,倾诉着如泣如诉的情爱悲欢,对于听惯
了“钢铁旋律”的国人来说,无异于瓦解革命意志的靡靡之音,但她的声音确实听
醉了文革结束后的一代青年,即便在“清污”的打压下,她的歌声仍然风靡全国,
也影响到大陆通俗歌曲的最初亮相。日本电影《追捕》中女主人公的飘逸长发,《
生死恋》中男女之恋的刻骨铭心,也使城市青年的夜晚被情色幻想占据。到八十年
代中期,中国人宣泄性饥渴的主要方式,一是大量阅读外来的翻译文学,如劳伦斯
等人情色小说;二是偷看黄色录相,聚在某一有录像机的朋友家偷看“毛片”,已
经成为朋友交往的最亲密的方式之一;三是有幸出国的人,把资本主义世界的“红
灯区”当作旅游景点,出国归来的人,也乐于在亲朋好友间讲述西方的红灯区和性
自由。
在文学上,改革开放之初,中国作家的情色解放还不能直接展示性欲和肉体,
而只能以政治禁忌下的“爱情”来包装。张洁的短篇小说《爱,是不能忘记》,是
爱情主题突破政治禁区的代表作,第一次控诉了极权政治对人性之爱的蹂躏。即便
是纯民间的地下文学如《今天》上的作品,也是以抒发爱情为主,舒婷的《致橡树
》便是代表作。到八十年代中后期,文学中的男女恋情也逐渐在情感描述中加入性
内容,张贤亮的中篇小说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之所以轰动一时,就在于作品对右
派男主人公在流放中与村姑之间的性爱描写,但张贤亮的性描写,还只是其意识形
态批判的附属部分,一方面服务于冲破写作禁区和追去创作自由的启蒙目标,另一
方面服务于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的表现。这部中篇小说赋予了性行为以
过于夸张而沉重的意义,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的倾诉,也是知识分子的
“人民上帝观”的另类表达??底层村姑用丰润的肉体治愈了落魄士大夫的性阳痿
,用朴素的性爱拯救了知识分子已经沉沦的灵魂,最终把男主人公送进了铺着红地
毯的人民大会堂。电影《芙蓉镇》也是对反右迫害的控诉,落魄文人与泼辣村姑的
情色故事,赢得了中国最高电影奖项。这就意味着,政治禁忌下的右派与“破鞋”
之间的偷情,既被大众视为美好人性的展现,也已经得到了官方颁奖的正式肯定。
与此同时,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风靡大陆,潜意识理论影响着许多作家对性问
题的处理,可以说,观念化先行是当时文艺的普遍特征。比如,王安忆写出的性欲
系列小说“三恋”,重在表现极权政治之下的性压抑和性扭曲,给我的阅读感受是
:她一边捧读《性学三论》,一边写出了潜意识中的性冲动。张艺谋导演的影片《
红高粱》之所以风靡一时,从选材的角度讲,就在于影片讲述了一个充满野性的野
合故事,影片主题曲“妹妹,你大胆往前走”的粗狂吼叫,是对性欲所代表的原始
生命力的大肆张扬。以荒凉大西北的火红高梁为背景,在开阔的蓝天和大太阳的俯
视下,土匪对村姑的强力劫持,高梁地里的野合狂潮,土匪们为争夺女人而相互厮
杀,女主人酿酒的大缸里射入男雇工的尿骚,居然神奇地酿出了远近闻名好酒“十
八里红”,等等,这一系列戏剧性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,不仅完成了男女性欲的
奇特交合,而且营造出神奇生命力的视觉幻想。《红高粱》的获奖象征着国人性观
念的转变:把“情色张扬”作为“生命力旺盛”接受下来。
政治禁忌和偷情高潮的奇妙混合,在王小波的长篇小说《黄金时代》中,得到
了更为艺术也更为深刻的表达。其中,最为精彩的章节是对主人公“王二”的知青
生活的描述。上山下乡、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的另一面,是城市青年在农村得
到了最现实的性启蒙,一种朴素粗俗、酣畅淋漓而又充满偷吃禁果的刺激的性启蒙
。男女生连手都不太敢拉的城市中学生,在变成了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的知青之后,
兵团和集体户的特殊环境,突然拉近了男女之间的距离,乏味的精神生活需要用男
欢女爱来填充,也消除了性的羞涩和罪恶感。于是,“广阔天地”中的“大有作为
”,被王小波描述为“大有‘性’为”。农村那空旷的无人田野,为大城市中倍受
性压抑的一代青年提供了偷情私通的性欲飞地。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,小资情调的
恋爱是必须清除的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,偷情就更是大逆不道,特别是“私通”
中女人,要被扣上一顶极具诬蔑性的帽子??“破鞋”。男主人公王二与女主人公
陈清扬进行田野交媾的前奏,就是两人讨论“破鞋”问题:陈清扬被当地人视为“
破鞋”,而她本人却不承认自己是“破鞋”。然而,即便政治禁忌和道德歧视造成
的偷情风险仍然令人恐惧,但其惊险恰与偷吃禁果的刺激成正比。
王小波笔下的女主人公以前不是“破鞋”,但在王二的性攻击下真的变成了“
破鞋”。文革前,绝对没人敢把国家主席的夫人侮蔑为“破鞋”,而文革中,王光
美的脖子上却被红卫兵挂着上了“破鞋”。文革结束后,当刘少奇及其遗孀获得平
反之时,以前的“破鞋”也逐渐褪去罪恶色彩,而变成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并被赋予
道德正当性,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为“性”重新命名的纵欲时代,人人避之唯恐不及
的“破鞋”,变成了人人追逐的小康时尚“新鞋”。君不见,在当下大陆的电视剧
中,有一段被各类剧中人重复的台词:“婚姻如同一双鞋,只有穿的人才知道是否
合适”。(待续)
费一样,日趋享乐化、浅薄化、平庸化,其社会功能也越来越成为现政权维持独裁
秩序的帮闲工具。小品化调笑的精神按摩,发挥着麻痹灵魂和瘫痪记忆的功能;亲
民化宣传的强制灌输,强化着救主-臣民意识;现实中的包二奶、泡小姐、婚外恋、
一夜情等性混乱,与商业文化产品中所表现的情色狂欢相对应,变成纵欲主义的工
具。
于是,当年的政治革命狂热,一变而为今天的财富崇拜和性放荡;当年的最高
道德楷模毛泽东,在价值观的非毛化和毛遗产的商品化的过程中,神的光环也逐渐
褪去毛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及其名誉资源,不仅为左派们煽动民粹主义提供思想资源,
更为商人们提供发财致富的卖点。
一夜暴富的黄金梦中包含着夜夜风流的渴望,压抑已久的性欲一旦得到释放,
必然变成现实中普遍的“包二奶”和“泡小姐”,再包装成文化产品中的婚外恋矫
情和床上尖叫。看不完的肥皂剧和贺岁片,再也离不开“肉弹”的四处开花;文学
作品也进入“肉体写作”的时代,“美女作家”之后又有“美男作家”,白领们的
酒吧情色之后,又有妓女的卖淫自白,接下来又有完全纪实的“下半身日记”,紧
跟着是自称硕士的知识女性将自己的裸体照贴到网上。网络文学的热点之一就是“
情色文学”的兴盛。作品中的男女,也越来越赤裸地展示肉欲和性变态行为,甚至
到了没有羞涩表情而只有色欲饥渴和肉弹发射的地步。
一、肉体展示的渐近高潮
(一)八十年代冲破政治禁区的情色
在思想解放和启蒙激情的八十年代,商业文化对大陆的冲击主要来自港台,形
成对独裁文化的两个层次的反叛:一是对党文化垄断的反叛,促成了中国人背离官
方意识形态的斗争哲学,而开始转向人性人情的觉醒;一是对所谓文化精英主义的
反叛,打破了文化精英的话语霸权,文化市场和受众趣味开始出现分化。以港台歌
曲、金庸武侠和琼瑶言情为代表的通俗文化风靡大陆,不仅使官方说教越来越失去
市场,也使《人民文学》、《诗刊》、《收获》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影响力急遽衰
落,所谓的严肃文学的读者群迅速缩小。也就是说,通俗文化对“文化大一统”起
到了非常好的瓦解作用,使大陆的文化市场开始有了分化,促成了官方文化、精英
文化和商业(大众)文化的多元并存。在党文化强制推销的主旋律和精英们的说教
文化之外,民众在文化消费上有了选择新的文化产品的余地。
商业文化的反叛当然也涉及到爱情和性欲领域。在八十年代,情色的解放首先
来自港台的流行歌曲、手抄本小说和日本影片,其中,尤以邓丽君的情歌和日本电
影的影响最大。邓丽君特有的软绵绵气嗓,倾诉着如泣如诉的情爱悲欢,对于听惯
了“钢铁旋律”的国人来说,无异于瓦解革命意志的靡靡之音,但她的声音确实听
醉了文革结束后的一代青年,即便在“清污”的打压下,她的歌声仍然风靡全国,
也影响到大陆通俗歌曲的最初亮相。日本电影《追捕》中女主人公的飘逸长发,《
生死恋》中男女之恋的刻骨铭心,也使城市青年的夜晚被情色幻想占据。到八十年
代中期,中国人宣泄性饥渴的主要方式,一是大量阅读外来的翻译文学,如劳伦斯
等人情色小说;二是偷看黄色录相,聚在某一有录像机的朋友家偷看“毛片”,已
经成为朋友交往的最亲密的方式之一;三是有幸出国的人,把资本主义世界的“红
灯区”当作旅游景点,出国归来的人,也乐于在亲朋好友间讲述西方的红灯区和性
自由。
在文学上,改革开放之初,中国作家的情色解放还不能直接展示性欲和肉体,
而只能以政治禁忌下的“爱情”来包装。张洁的短篇小说《爱,是不能忘记》,是
爱情主题突破政治禁区的代表作,第一次控诉了极权政治对人性之爱的蹂躏。即便
是纯民间的地下文学如《今天》上的作品,也是以抒发爱情为主,舒婷的《致橡树
》便是代表作。到八十年代中后期,文学中的男女恋情也逐渐在情感描述中加入性
内容,张贤亮的中篇小说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之所以轰动一时,就在于作品对右
派男主人公在流放中与村姑之间的性爱描写,但张贤亮的性描写,还只是其意识形
态批判的附属部分,一方面服务于冲破写作禁区和追去创作自由的启蒙目标,另一
方面服务于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的表现。这部中篇小说赋予了性行为以
过于夸张而沉重的意义,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的倾诉,也是知识分子的
“人民上帝观”的另类表达??底层村姑用丰润的肉体治愈了落魄士大夫的性阳痿
,用朴素的性爱拯救了知识分子已经沉沦的灵魂,最终把男主人公送进了铺着红地
毯的人民大会堂。电影《芙蓉镇》也是对反右迫害的控诉,落魄文人与泼辣村姑的
情色故事,赢得了中国最高电影奖项。这就意味着,政治禁忌下的右派与“破鞋”
之间的偷情,既被大众视为美好人性的展现,也已经得到了官方颁奖的正式肯定。
与此同时,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风靡大陆,潜意识理论影响着许多作家对性问
题的处理,可以说,观念化先行是当时文艺的普遍特征。比如,王安忆写出的性欲
系列小说“三恋”,重在表现极权政治之下的性压抑和性扭曲,给我的阅读感受是
:她一边捧读《性学三论》,一边写出了潜意识中的性冲动。张艺谋导演的影片《
红高粱》之所以风靡一时,从选材的角度讲,就在于影片讲述了一个充满野性的野
合故事,影片主题曲“妹妹,你大胆往前走”的粗狂吼叫,是对性欲所代表的原始
生命力的大肆张扬。以荒凉大西北的火红高梁为背景,在开阔的蓝天和大太阳的俯
视下,土匪对村姑的强力劫持,高梁地里的野合狂潮,土匪们为争夺女人而相互厮
杀,女主人酿酒的大缸里射入男雇工的尿骚,居然神奇地酿出了远近闻名好酒“十
八里红”,等等,这一系列戏剧性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,不仅完成了男女性欲的
奇特交合,而且营造出神奇生命力的视觉幻想。《红高粱》的获奖象征着国人性观
念的转变:把“情色张扬”作为“生命力旺盛”接受下来。
政治禁忌和偷情高潮的奇妙混合,在王小波的长篇小说《黄金时代》中,得到
了更为艺术也更为深刻的表达。其中,最为精彩的章节是对主人公“王二”的知青
生活的描述。上山下乡、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的另一面,是城市青年在农村得
到了最现实的性启蒙,一种朴素粗俗、酣畅淋漓而又充满偷吃禁果的刺激的性启蒙
。男女生连手都不太敢拉的城市中学生,在变成了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的知青之后,
兵团和集体户的特殊环境,突然拉近了男女之间的距离,乏味的精神生活需要用男
欢女爱来填充,也消除了性的羞涩和罪恶感。于是,“广阔天地”中的“大有作为
”,被王小波描述为“大有‘性’为”。农村那空旷的无人田野,为大城市中倍受
性压抑的一代青年提供了偷情私通的性欲飞地。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,小资情调的
恋爱是必须清除的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,偷情就更是大逆不道,特别是“私通”
中女人,要被扣上一顶极具诬蔑性的帽子??“破鞋”。男主人公王二与女主人公
陈清扬进行田野交媾的前奏,就是两人讨论“破鞋”问题:陈清扬被当地人视为“
破鞋”,而她本人却不承认自己是“破鞋”。然而,即便政治禁忌和道德歧视造成
的偷情风险仍然令人恐惧,但其惊险恰与偷吃禁果的刺激成正比。
王小波笔下的女主人公以前不是“破鞋”,但在王二的性攻击下真的变成了“
破鞋”。文革前,绝对没人敢把国家主席的夫人侮蔑为“破鞋”,而文革中,王光
美的脖子上却被红卫兵挂着上了“破鞋”。文革结束后,当刘少奇及其遗孀获得平
反之时,以前的“破鞋”也逐渐褪去罪恶色彩,而变成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并被赋予
道德正当性,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为“性”重新命名的纵欲时代,人人避之唯恐不及
的“破鞋”,变成了人人追逐的小康时尚“新鞋”。君不见,在当下大陆的电视剧
中,有一段被各类剧中人重复的台词:“婚姻如同一双鞋,只有穿的人才知道是否
合适”。(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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